潮新闻客户端记者马黎
如果穿越到千年前，你从中原西行，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就能通达中亚。
这是丝绸之路上一条繁忙的交通主干道。此道西段汉代属“北道”，隋唐时因新北道开辟全线改称“中道”。
千余年间，使节、商旅、僧侣、戍旅络绎于途，城邦因之兴盛，文明由此交汇。
而在今天，如果你穿越回来，就来到了暑假热门旅游地：新疆。
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一个正在进行的展览“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龟兹”，正好连接了这条丝绸之路的过去和现在。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早在先秦时期就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月照银山，沿途故城巍然，石窟无声，数以万计的出土文物，记录着丝绸之路银山道上曾经的繁荣。
展览沿丝绸之路北道，从东向西，从高昌至龟兹，以沿途出土文物为线索，呈现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面貌。展览汇聚新疆与浙江13家机构馆藏文物200余件/组，一级文物20件/组，跨越万里山河，联结千载岁月。
十六国时期至唐代·马俑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昌与龟兹是丝路上的两大重镇，也是展览的核心故事发生地，换成今天更为熟悉的名字，就是吐鲁番和库车。
高昌居民远在西域，日常生活却与中原一脉相承。服饰承袭中原衣冠，男子幞头圆领袍衫，女子襦裙披帛，纹样常见联珠、对马、对鸟、宝花等东西方样式。人们通行汉文，诵读儒经。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儿童习字残纸，内容多为《急就章》《千字文》及经史语句。当中原文献散佚的时候，我们发现西域的学生所读的经典与中原并无二致，依然以《毛诗》《论语》《孝经》为教材。
龟兹，都城就在今天的库车，为西域大邦。西汉时龟兹王绛宾效仿汉制；克孜尔石窟壁画融汇东西多元文化；高僧鸠摩罗什东行译经传法；唐代置安西都护府以统辖西域，均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千古佳话。
北宋·泥塑佛手印库车市库木吐喇石窟出土新疆龟兹研究院藏
有观众看完展，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直奔阿斯塔那古墓群，又看克孜尔石窟。这位杭州观众发现，龟兹石窟开中国石窟艺术之先河，其造型艺术沿天山南麓通道东传，每经一站，都发展出新气象，抵达江南，杭州飞来峰造像便是这条万里长链的东端回响。
从高昌到龟兹，文明交流互鉴，不以路远而止步，这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程。
而国丝副馆长郑嘉励说，展览是帮助大家认识新疆灿烂历史文化的桥梁，希望对大家以后到吐鲁番、库车观光有所帮助。假如大家真到了新疆克孜尔石窟或高昌故城，就可以忘了这个展览。
是的，文物的真正语境，是它生长的那片土地——高昌的故城残垣、龟兹的克孜尔石窟、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风沙。岑参写的“平沙莽莽黄入天”是真的，那些联珠纹里的胡商牵驼，就走在这样的风里。
西汉·驼钮铜“常宜之印”新和县羊达克协尔古城遗址出土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藏
西汉·驼钮铜“常宜之印”新和县羊达克协尔古城遗址出土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藏
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岑参在西域担任北庭都护府的判官，驻地在今天的新疆吉木萨尔县一带，你一定背过他的著名边塞诗，比如这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萧治是岑参在边塞的一位朋友，那天，他就要启程，从西域返回长安。
大雪纷飞，岑参不舍，写下《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诗中的“轮台”、“交河城”等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地方。
“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读到这句，很多人以为银山是修辞手法，友人归京，月光拂过，思念倍增。
走进“月照银山”展，才知道“银山”是写实的，正是银山道，自高昌西越银山而至焉耆的一段，全程约700里，是西行龟兹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上，发生了什么故事？
[1]纸鞋里的案件
高昌，就是吐鲁番。
“为什么高昌特别重要？因为阿斯塔那墓地。”郑嘉励说。
吐鲁番气候干燥，这片西晋至唐西州五百年间的墓地，出土大量文书、干尸、丝绸、木俑、食品等，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被誉为“地下博物馆”，1959年至今已发掘500余座墓，而正式发掘出土的文书超过两千件。
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书？换句话说，墓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纸？
当时，人们多用废弃的官方、私人文书、字纸，制成冠、带、靴、履入殓，甚至纸被、纸褥入殓，文书就包括了户籍、过所、契约、书信、经卷、官府案牍等。
这就无意间保存了大量生活信息。
这件文书，是从纸鞋上拆下来的，残存八部分，此为其中一部分。每段前后均残损，上下也不完整，但基本内容清楚。这是一个案件，审理双方为借贷引起纠纷，由西州受理并交高昌县审讯，高昌县结案后上报了牒文稿。
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阿斯塔那18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两造”，就是原告和被告。文中记述了原告曹禄山向西州长史控告被告李绍谨。
曹禄山的兄弟，叫曹延炎，是个粟特商人。唐乾封二年（667），他和汉商李绍谨结伴行商，李绍谨在丝路北道重镇弓月城（今伊宁市附近），向曹延炎借绢275匹——这也足见丝路沿线集散的丝绸数量之大。
两个人从弓月城前往龟兹贸易。曹延炎还带着绢、牲畜和其他财物。但后来只有李绍谨一个人到达龟兹，“唯兄不来”，即其兄去向不明。
李绍谨就想赖账，不承认借丝绸的事。曹禄山和他“构架”（打架），并告上官府。高昌县经过多次审讯查实，李绍谨终于供出实情并答应清还本利。
还有一件唐代双童绢画，阿斯塔那墓地187号墓出土。它告诉我们，哈巴狗是从高昌传入中原的。
画中的卷毛小狗，即后世的哈巴狗，其故乡在唐称为“大秦”或“拂蒜”的东罗马帝国，所以叫拂狗。据史书记载，哈巴狗于公元7世纪初最早由麴氏高昌王室奉献给大唐天子，后由王朝贡品演变成民间宠物，贵族朱门中常有豢养。
从东罗马帝国，经粟特商人等中介，作为贡品由高昌国传入大唐，哈巴狗的这段旅程，就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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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童绢画（局部）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2]联珠纹里的中国风
丝绸，自然是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上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最直观的物质载体，承载着贸易往来，更记录着审美、技术与信仰的交融。
新疆各地墓葬与遗址出土丝织品数量巨大，品种涵盖素绢、织锦、绮、绫、纱、罗、刺绣及染缬等。而织物纹样的演变，也见证了东西文化的交融。
汉代织锦以云纹瑞兽为主，穿插“延年益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汉字吉语；南北朝后，联珠纹、对兽纹等波斯样式流行于中国织锦上；唐代吐鲁番出土联珠禽兽纹锦尤多，部分兽纹锦织有“胡王”字样，这是为适应西域及中亚市场专门织造的。
纹样中很出圈的联珠纹，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上一部浓缩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史。它是波斯的特征，最早出现于萨珊波斯（公元226-651年）的钱币、丝绸和金银器之上。此后，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吸收并发展了联珠团窠纹，从西亚、中亚出发，传入中国新疆及中原地区。
早期传入的联珠团窠纹，中间的主体纹样充满异域色彩，狮子、野猪等是常见题材。
展览里的这件猪头纹锦覆面，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出土，覆面荷叶形的边缘已脱落，中心主体保存完整，整体呈圆角长方形。图案以联珠圈为单元。每圈由20颗圆珠环列组成，上下左右四处以“回”纹相隔，圈内饰猪头纹。纹样两方连续，上下两行猪头朝向相反。行与行之间、两联珠圈相切处，各置三叶花一株。
除了猛兽，“胡王牵驼”也是经典图案，描绘了胡人商队；此外还有“狩猎骑士”、“对饮胡人”等充满异域生活气息的场景。这与中原文化推崇的祥瑞、对称、温婉的审美，有些不同。
很有意思，联珠纹传入中国后，并不是保持原样，而是经历了一场本土化创新。
窦师纶是唐朝开国功臣，曾随李渊父子征战，唐朝建立后，他因功被李渊封为“陵阳郡开国公”，被人们尊称为“陵阳公”。
这位丝绸纹样设计师把异域感强的联珠环，改造成更符合中国审美的花卉环、卷草环或宝相花环；又把圈内的单只猛兽，替换为中国传统、成对出现的祥禽瑞兽，如对雉、翔凤、游麟、对鹿等，还引入对称布局，又创新出双层联珠环，使其更具层次感和装饰性。
这样一来，充满异域色彩的“联珠对兽纹”就演变成了极具大唐气派的“花卉团窠动物纹”，成为“大唐新样”，被人们称为“陵阳公样”。
而在巴达木东墓群，一件波斯风格的三耳绿釉罐，与中原特色的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葵形漆盒、盛放麝香的鎏金银粉盒，同出一墓。
三耳绿釉壶有三个耳朵，每耳下有一片叶饰，每两叶间贴塑一须髯张扬的胡人面像。其实，这个器型近似古希腊盛酒的安弗拉双耳罐（Amphora），但是经中亚一路改造，双耳化为三耳，希腊红黑陶衣改为波斯流行的绿釉。
类似的绿釉罐在龟兹一带屡有出土，扬州也能看到同款，多自波斯输入或仿波斯而制。
而M20墓内完整保存彩绘木棺、木榻、木架、木箱、木骨屏风等成套家具，是目前罕见的唐代家具实物组合。前厅置榻理事，后寝安棺长眠，是中原“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呈现。棺座壸门内绘有带翼天马，画风兼具东罗马风格与唐代审美，实证了东西方文化在此地的深度交融。
[3]龟兹的琵琶
现在，我们从高昌来到了龟兹。
龟兹地处丝路中道的核心，东西文明在此交融。比如，森木塞姆石窟发现的玻璃器，来自波斯与地中海；克孜尔壁画的菱格构图与凹凸晕染，融犍陀罗、波斯与本土技法于一炉；排箫自中原传入龟兹，五弦琵琶、筚篥等乐器等乐器东播中原；以婆罗谜文字书写的吐火罗语（龟兹语）文书，更是外来文字与本地语言交汇的独特产物。汉文及其经典传入龟兹，则大大推进了龟兹制度文明的发展。龟兹的文字、艺术、器物，等等，无不烙有丝路枢纽的鲜明印记。
今年登上春晚的舞蹈《丝路古韵》，来自这两年大热的舞剧《龟兹》，而在展览中，剧中的每个元素都具象了。
龟兹的都城，就在今天的库车。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时，龟兹已是丝路北道上最大的绿洲定居城邦之一，拥众八万余人，能铸冶，善农商。
我们对龟兹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龟兹石窟群，比如克孜尔石窟。春晚上这个舞段的编创灵感，就来自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一面壁画，而在展览中，策展人特意做了一个复原窟，身临其境。
龟兹石窟群共存700多个洞窟，壁画近1万平方米。其中以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年代最早。我们在壁画中，看到了龟兹人的衣食住行。
龟兹男女皆剪发齐项，只有王不限，以锦蒙头，穿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服饰宽松鲜艳，克孜尔石窟壁画所绘世俗人物多为大翻领短袍、金带革靴，男子腰佩短剑，女子下摆多褶，色调以绿、青等冷色为主。
说到颜色，看过舞剧《龟兹》的人，都会被剧中演员服饰的颜色惊艳，这就是“龟兹色”：由蓝、绿、土红组成，还有特殊的凹凸晕染法，赭红由边缘向内渐淡，立体感强。
很多人都知道，38窟也被称为“音乐家窟”，主室两壁之上，28身伎乐天人凌空飞舞，18种乐器齐奏。
龟兹人喜爱歌舞。魏晋以来，龟兹乐舞传入中原，因为曲调新奇、节奏热烈、乐器繁多，君主臣僚、普通民众，都很喜欢。隋代龟兹乐列入七部乐，唐代十部乐中龟兹部居于核心地位。
尤其是乐器，涵盖拨弦、吹奏、打击三类，五弦琵琶、竖箜篌、筚篥、羯鼓等经由印度、中西亚传入，阮咸、横笛、排箫则来自中原，东西方乐器在此汇聚融合，再经龟兹传播四方。
琵琶，就是从龟兹传来的。
北周天和三年（568），龟兹音乐家苏祗婆随突厥阿史那公主入中原，将家传“五旦七调”乐律体系带入北周宫廷，为隋唐音乐二十八调奠定理论基础。琵琶因此风靡，成为中国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
[4]麻布和遗书
万里同风。丝绸之路连接的不只有驼队商旅，更是文明交融、家国同心。两千年间，西域与中原心气相通。这份文化认同，在离乱中尤见其坚韧。
一块浙江兰溪麻布，出自吐鲁番市阿斯塔那96号墓地。浙江观众觉得神奇，它是怎么跑到那么远的？这件麻布已经被制成被单，由两幅拼接。
还好，有字。
其中一幅一端，有一行墨书题款：“婺州兰溪县归德乡□招里吴德吴护两人共一端作脚布鲍良侑”。婺州，就是今天浙江金华地区，兰溪市名依旧还在。
一千多年前，婺州兰溪县织出这块麻布，作为庸调布上交官府，盖上官印，一路西行，最终交到戍边将士的手中。
庸调布是啥？租庸调，我们课本里学过，这是唐代赋税制度。“调”为户调，按丁征收绢、麻等织品。庸调布存世罕见，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庸调麻布和丝绸调布的数量，多达21件，年代为公元665年至724年。
庸调布征收流程严密。县尉据户籍核定税额、检验成色，合格者标注时间、产地、税目、缴纳人并钤官印，经州郡复核，由户部统一调度，上供宫廷与军队。
不止是浙江，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庸调布，还有来自安徽、江苏等省及大运河沿岸州县，由中央政府调拨给伊州、西州、安西、北庭等地戍边、屯田将士。唐代中央有效管辖西域，建立起我国东南地区与西域的经济联系。
再讲一件抄本。
吐峪沟石窟出土了一件唐代《封常清谢死表闻》残片。封常清，唐朝名将。对了，岑参和他就是知遇之交。
天宝十三年（754年），封常清成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后，邀请岑参入幕担任判官。岑参心怀感激，也迎来了创作高峰。他跟随封常清往返于银山，写下“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月照银山”，就来自那时。
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奉命征讨安禄山，但是，在洛阳打了败仗，与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然而，唐玄宗听信宦官谗言，下令处斩封常清。临终前，他写下谢死表闻，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你可以想象，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那些将士的激愤，他们手抄遗书，鼓舞士气。很可惜，这件遗书在安史之乱后失传，但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普通将士抄写的《封常清谢死表闻》残件。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也出土了一件。这个抄写的将士是谁？
唐·敦煌遗书编号P.3620《封常清谢死表闻》（局部）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正是唐代后期名将张议潮。
看到这里，知道这个名字的你，会一阵感叹。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吐蕃陆续攻占河西。大家知道，吐蕃是唐朝的强敌。沙州（今敦煌）于781年陷于吐蕃。安西、北庭逐渐与中原隔绝。
但是，848年，一个叫张议潮的沙州人率众起义，收复瓜、沙等十一州，把吐蕃人赶跑了。然后，他派了八组使团，遣使入朝，向长安报信，献陇右山河图籍。
这时，长安才知道，大唐的忠义之士，始终驻守西域。唐朝于沙州设归义军，851年。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而当年抄写《封常清谢死表闻》时，张议潮只有17岁。
看完这个故事，郑嘉励写下了一段文字，我们在展板上可以读到，或许也是你我此刻的心情——
“从天山脚下的安西到河西走廊的敦煌，无论阻隔多久、相距多远，西域与中原之间的家国认同始终未改。当年抄录忠表的少年，成长为收复河西的元勋。”
还有几枚普普通通的铜钱，或许，你不会多看一眼。
这两枚唐代铜钱上，铸有“大历元宝”与“建中通宝”。郑嘉励说，唐代通用开元通宝，不铸年号钱。大历、建中都是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年号。说明这是安西军的自铸货币，将唐代宗与唐德宗的年号铸于钱面，表明守军虽与长安相隔万里，仍以大唐臣民自居。
而更多普通人的故事，湮没于历史。
尹公墓志盖
2022年以来，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与库车友谊路墓群先后出土三通墓志，墓主分别为北庭副都护程奂（卒于776年）、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卒于789年）、安西都护府判官尹公（卒于791年）。我们在展览里，可以读到他们的故事。
三人都是中央任命的官员，举家西迁，任职西域，在“国门东阻，海塞西遥”的困境下，守土不移，直至埋骨边关。
而这位“尹公”，我们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
（部分图片由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感谢陈架运、苏秀书对本次报道的支持）持牌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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